摘 要：战略问题是关乎个人、组织机构、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愿景目标、挑战-应战、全局谋划、持续发展等的重大问题。战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出概念”“出思想”是战略科学家的关键特征。提出战略问题头等重要，因此具有出色理论思维与卓越创造力的战略科学家，是一流的战略科学家，中国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就是一流的战略科学家，应明确一流战略科学家的评价标准，提出甄选方法与方案，快速建立互利机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管齐下，让一流战略科学家备受重视与重用。

关键词：战略科学家 战略问题 急救式治理 世界科学中心 特征综合评价法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当今，AI大爆发、尖端科技在争议中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国际风云诡谲多变，前瞻思考、把握方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战略思想家、战略科学家作用突出，党和政府对战略科学家的培养与使用高度重视，学术界对战略科学家的界定、职能、培养、影响等多有探讨，但是仍有重要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围绕战略问题、战略科学家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世界科学中心建设展开深入探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注：本文所述的一流人才、一流学者、一流战略科学家，均指世界一流。）

战略科学家应具有出色的理论思维与创造力

关于战略科学家的界定已经多有讨论，例如谭红军等梳理归纳出战略科学家的基本特征包括：杰出科学家引领科技发展；有战略眼光、善于科技发展规划、有卓越领导才能；跨学科知识素养与创造力；善于培养、激励人才；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可知战略科学家是具有跨学科知识素养、创造力强、有战略眼光、能引领学科持续发展、贡献卓越、为社会公认的杰出科学家。[1]其他有关战略科学家的界定基本都大同小异。

实际上，战略科学家的内涵更为丰富，关于战略科学家的界定需要明确四点：一是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交叉科学家，不应局限于理工科的科学家。二是应该强调战略问题，将战略眼光、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统筹全局等笼统的说法具体落实到战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三是以往研究多强调战略科学家具有出色的领导力（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协调关系能力等）的重要性，本文则更强调战略科学家具有出色的理论思维与卓越创造力的重要性。四是提出与解决战略问题，首要依靠的是研究能力和创造力，并非组织管理能力，因为解决战略问题的四要素是：设计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提炼并解决核心问题、分解问题为若干子问题、整合子问题解答以完成战略问题求解，核心问题的破解，主要由战略科学家亲自完成。显然完成这四部分工作主要依靠的是研究能力和创造力，而非组织管理能力。拥有卓越创造力（Big-C），是战略科学家的核心能力，与组织管理能力无关。术业有专攻，战略科学家的能力不仅来自个人的研修与积累，还来自学术共同体、研究主题共同体集体智慧的加持。在愿景驱动下、网络协同平台支持下的自组织科研，组织管理并非主要工作。[2]由此可见，战略科学家是杰出的科学家（研究有战略意义的科学问题）和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战略专家（研究有战略意义的科技发展问题）。

如果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那么提出战略问题则是头等重要，因为它是战略眼光、前瞻思考与把握方向的兑现与精华。战略科学家擅长提出战略问题并利用理论思维更好地解决战略问题。提出战略问题头等重要，因此具有出色理论思维与卓越创造力的战略科学家，是一流的战略科学家，中国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就是一流的战略科学家，也可以称之为战略思想家。把笼统的出思想明确凝练为出概念，概念引领、理论驱动，是一流战略科学家的优势所在。

战略科学家具有卓越的创造力与理论思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的重要论断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对前瞻思考、把握方向、提出与解决战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理论思维可以提高前瞻思考、把握方向的预判水平与可靠性。未来尚未发生，预见未来高度依赖想象力、构想能力、推理能力与模型构建能力，在提出、界定问题方面，在对各种信息和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与综合比较方面，在研判和预测方面，理论思维大有可为。理论思维不受现实所限，不受传统思维和框架的束缚，探索更具创新性乃至原创性的问题。理论思维还有助于前瞻思考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帮助学者更好地把握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系统性问题。当然，领导力对战略科学家也十分重要，在国内，主持过大型科研项目的科学家比较多，只有真正取得成功者才能成为具有领导力的战略科学家，例如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钱学森则既有出色的理论思维、创造力又具有出色的领导力，是超一流的战略科学家。

方向性宏观战略问题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世界科学中心建设的先决条件

战略问题应根据战略意义与紧急程度进行分类

战略问题是关乎个人、组织机构、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愿景目标、挑战-应战、全局谋划、持续发展等的重大问题。战略问题包括两类：一是有战略意义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例如人类基因组问题、新能源技术问题等；二是有战略意义的科技发展问题，例如科技风险与伦理治理问题、人工智能发展模式问题、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新科技革命问题等。两类战略问题主要分别由科学家、战略专家完成（也有合作完成或其他情况）。有战略意义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由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解决，科技体系已经有充分的激励机制，备受重视。本文重点探讨有战略意义的科技发展问题的提出与解决，该领域研究比较薄弱，激励更是严重不足，与该领域的至关重要性极不相称。

借鉴管理学关于重要-紧急矩阵，提出基于战略意义-紧急程度的战略问题象限模型（如图1所示）。对于战略意义大、紧急程度强的A+类战略问题，例如包括AI伦理与风险治理在内的科技重大风险治理、AI发展方向和科技发展方向等问题，需要阵容强大的战略科学家全力以赴，共同完成。对于战略意义大、紧急程度弱的A类战略问题，例如老龄社会问题、组织文化塑造问题等，需要理论思维出色的战略科学家多思考、多研究。战略意义较小、紧急程度强的A类战略问题，如遭遇新竞争对手进入，虽然一般情况下其战略意义相对较小，但是需要紧急应对。对于战略意义较小、紧急程度较弱的B类战略问题，值得持续关注，因为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原来战略意义小、紧急程度弱的战略问题，可能突然变得重大而紧急。例如，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如果量子计算机实现真正的突破，则需要正视其对科技、产业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包括其伦理与风险治理问题，将成为A+类战略问题。

事关战略方向的宏观战略问题对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

在诸多战略问题中，战略方向问题最为重要，方向感、方向意识和方向思维是战略思维和未来思维的基础，是战略洞察力和未来洞察力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战术层面是“细节决定成败”，那么在战略层面就是“方向决定成败”。我国科技事业从引进吸收、跟踪跟进阶段转型、跃升为加强原始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阶段，探究战略方向成为首要的宏观战略问题。因为在引进吸收、跟踪跟进阶段，无需考虑战略方向问题，跟随科技发达国家的脚步前行即可。

我国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再到“科技自立自强”，其战略逻辑是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3]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源于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国内面临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先进的科技支撑，而关键技术与产品花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以往可以买到的关键技术与产品随时也可能断供、被“卡脖子”，这些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自立自强，才能确保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目前AI、合成生物学等尖端科技在争议中爆发式发展，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西方（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我国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先创新、后伦理”的老路，如何另辟蹊径，创建行稳致远、可持续安全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也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的讨论中，重点都聚焦于“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对“科技”的反思，即我们究竟需要何种“科技”的自立自强，似乎当前都默认“科技”就是目前世界（西方）的主流科技。实际上，摆在中国科技界面前首要的宏观战略问题就是科技发展何去何从：目前世界主流（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其过去强大、现在强大，未来是否继续强大？其根本性制约因素是什么？其能否被化解？如果答案肯定，则继续跟随、力争赶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要另辟蹊径、换道超车。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势头强劲，在科学发现与成果转化及应用方面独占鳌头，但是科技风险问题是其根本性制约因素，其治理水平低下，从思想观念到机制措施，都是如此。随着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这一制约因素愈发凸显。如果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无法克服这些重大缺陷，则难以为继。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在科技与经济领域高歌猛进，但是发展至今却灾难频发、危机四伏。为化解危机、应对挑战，大多数观点认为在主流发展模式内进行调整即可：如环境挑战，以碳交易等措施即可应对；科技风险挑战，有尼克·波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研究的“生存性风险”（Existential Risks，自然界与科技等的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4][5]和欧盟提出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等，但都是默认在现行的主流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内可防控科技风险、可应对挑战。[6]

实际上，科技风险极为严峻。笔者提出双重挑战说和多重挑战说，指出目前科技重大风险日趋严峻，而人类防控风险的机制与措施存在诸多严重漏洞，包括科技伦理科技法律失灵、“扬长不能避短”“动车困境”、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等，加之无序科技竞争、科技冷战与军备竞赛，揭示了西方主流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西方主流科学知识体系与科研体系的根本缺陷至少有三点：第一，在观念上信奉“科学无禁区”和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说，饱受争议的基因编辑技术荣获2020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就是明证，说明目前世界主流科技界仍然信奉直观、陈旧的技术价值中立说。第二，在纠错机制上二缺一：只有纠正理论与实验不一致的错、理论与理论不协调的错，没有纠正科学发展不合理的错，没有纠正科学知识体系演进不合理的错；纠错机制只涉及理论层面，没有涉及知识体系层面；只有微观纠错机制，没有宏观纠错机制。第三，科技体制机制缺陷：管理上奖惩极不对称，科学发现可荣获大奖、可得到相关的巨额经济收益，而科学家无需对其科学发现的社会后果负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科学与资本捆绑，拜技主义盛行，眼前利益优先。[7][8]当前人工智能大爆发，让许多人失业、让世界陷入疯狂的AI军备竞赛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成为追捧对象与发展目标，就是明证。AGI威力巨大，正负效应不能抵消，用它做一万件好事可能抵消不了做一件坏事的效果。凡此种种，科技风险愈演愈烈，引发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引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分配革命与社会巨大变革，只有改弦易辙，改变科技发展模式，创建新型科技发展模式，人类社会才能走上可持续安全与发展的正确道路。[9][10]

如上所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科技发展模式因存在与生俱来的根本缺陷，不能遏制内生的自毁因素的增长与扩散，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而难以为继，如不改弦易辙，必将以崩溃告终。由此可见，我国在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科学中心与自主知识体系之际，深入研究事关战略方向的宏观战略问题至关重要。

战略科学家的使命：基于可持续发展语境的大局观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建新型科技发展模式

战略科学家的使命之一是构建正确的科技大局观。也就是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强调“自立自强”，而且认清需要的是何种“科技”的自立自强。

大局观是指从全局、从长远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大局观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世界科学中心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却被忽视了。目前有两种大局观：现代化语境的大局观与可持续发展语境的大局观。前者是指以现代化进程的语境和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境遇，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并向后现代发展，而中国仍然以现代化为目标，因此强调不应该用西方理论、西方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通常认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强我弱”的态势仍然明显，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学术界，我们往往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中国利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与现代化语境的大局观不同，可持续发展大局观则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和视角下，从世界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来思考人类未来的走向与中国的使命。如上所述，从科技风险治理与安全发展的角度，审视西方主流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可知其漏洞百出、危机四伏、难以为继。有学者指出，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是服务于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同时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全球变暖、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危机等问题，催生了不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构性的弊端，应该对西方近代知识体系进行反思和重构。[11]这些反思表明，西方知识体系与科技发展模式存在根本缺陷，不能遏制其内生的自毁因素的增长与扩散，科技风险日趋严峻。因此科技自立自强还包括构建惠及全世界的新知识体系与新型科技发展模式，此举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

创建新型科技发展模式，有助于新世界科学中心的兴起。新世界科学中心兴起的基本逻辑是主流科技发展模式转型，历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与特点显示，新世界科学中心的形成与兴起是挑战-应战的结果，是以往主流科技发展模式遭遇挑战，而成功应对挑战的新发展模式将形成新的世界科学中心。例如德国在19世纪30-60年代创建工业实验室，率先解决了先前科技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科学家缺经费、企业缺科技的难题，实现了科学与工业的有机结合，德国化学工业崛起，随之德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基于这一基本逻辑，如果我国率先成功应对日益严峻的科技风险挑战，创建可持续安全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则将形成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引领科技的未来发展。

综上所述，不同的大局观决定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学中心的站位、内容、格局和使命的差异：在现代化语境的大局观之下，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中国利益、关键技术不受制于人、自主创新、自立自强；而在可持续发展语境的大局观之下，则是应对世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只有改变西方主流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引领世界走上可持续安全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兼容两种大局观，明确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的“科技”并非目前世界（西方）主流的“科技”，而是既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中国利益，又解决世界问题、维护人类利益的可持续安全与发展的新型科技。新型科技包括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科技自立自强、世界科学中心建设包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12]显然，这是典型的战略问题，而且属于战略意义大、紧急程度强的A+类战略问题，需要一流的战略科学家予以探索与解决，需要有关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的密切合作。

战略科学家应预研急救式治理以应对AI大爆发带来的巨大挑战

2023年，AI大爆发令人猝不及防，考察人类应对AI大爆发这一骤临的巨大挑战，可以测试、洞悉人类安全防线的现状与科教界及社会各界的认知水平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这里通过两个案例予以说明：一是呼吁立即暂停训练更强大的AI系统遭到反对。2023年3月，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发布一封公开信，呼吁OpenAI在内的所有AI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至少6个月，以开发、配套共享安全协议。埃隆·马斯克、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等1000余名重量级人士签署了这封信函。但是，公开信一经公布，立刻招致众多名人的反对，表示不能暂停。反对者包括图灵奖得主杨立昆（Yann LeCun）、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前主席Thomas Dietterich、比尔·盖茨等，最终呼吁暂停的倡议无法实施。二是欧洲《人工智能法案》漏洞百出。2023年6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AI法案》，这是全球首个AI法案。遗憾的是该法案注明它并不适用于军事、国防、科学研究，通用AI（AGI）也没有列入高风险类别。欧盟原本考虑将所有AGI系统纳入“高风险”类别，却遭到OpenAI、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的反对，认为将AGI系统广泛纳入高风险类别会导致过度监管，阻碍AI创新。为科技而科技、为创新而创新的拜技主义者取得了胜利。

两个案例以及其他有关情况表明，人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颠覆性创新根本不能有效应对，认知失灵、行动乏力，甚至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暂时叫停了DNA重组技术。认知失灵表现为用历史经验外推，认为AI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然后就套用以往工业革命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经验，展望AI的未来发展与社会影响。这显然不妥，因为AI不仅是新工具，更是新物种，与以往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没有可比性。当前，在美国乃至许多国家的各行各业，在拜技主义、“有效加速”与资本的加持下，都在“All in AI”（全部押注AI）。AI大爆发，AI for Science等多种应用铺天盖地，AI巨头竞争激烈，AI迭代速度极快，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致毁知识快速增长、扩散。AI的特点是：好处立见成效，坏处是“甜食喂狗”和“温水煮青蛙”，形成数字反噬、AI反噬，即：人类开始从数字化、AI化中受益，而不受生理限制的AI机器人受益更大，最终反客为主、危害人类。依靠摆事实讲道理无法叫停研发AGI，甚至不可能达成共识。

AI过度发展有三大危害，一是人类大规模失业，剥夺人类的工作，剥夺人类实现人生价值的权力，AI特别是AGI不是工具，而是类人智能体，与人类竞争工作岗位价低效高，AGI利用AI远胜过人类利用AI；二是大规模造假，剥夺人类的认知，深度伪造无处不在，真真假假，亦真亦幻，后真相、无真相；三是大规模杀伤，剥夺人类的生命，AI特别是AGI军备竞赛，烈度、失控程度都远胜过核军备竞赛，人类安全岌岌可危。目前，AI的3个禁区门槛——图灵测试、自主意识、自我进化，已经跨过近两个门槛，形势极为严峻、凶险、紧迫。

综上所述，面对AI大爆发这一骤临的巨大挑战，西方社会的应对能力与表现令人大为失望：思想混乱、目光短浅、应对无方、认知乏力、刹车失灵、研究薄弱，有组织的不负责任（U.Beck语），无组织的集体任性，人类社会脆弱不堪，深陷“全押归零的人工智能赌局”。[13]AI大爆发加剧科技风险，凸显人类社会风险防控机制存在着诸多严重漏洞，加之无序科技竞争、科技冷战与军备竞赛，人类深陷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甚至进入了高危社会。摆事实讲道理无法解决问题，普朗克科学定律（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反对者，而是这些反对者们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也来不及发挥作用，因为事态发展迅速，还未等到反对者死去，已经灾祸连连。普朗克科学定律变成了“普朗克困境”。

面对如上困境与挑战，目前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分析、预警AI风险，加强风险及伦理治理与安全监管；另一方面深入探究A+类战略问题——如何进行紧急救援式风险治理（简称“急救式治理”“抢救式治理”“应急风险治理”）：在“人类自救的窗口期”如何高效行动，实现成功救援。由于科技在争议中快速发展，无法依靠劝说来叫停发展AGI，只有等到重大事件（AI事故或灾难等）发生，多数人方能觉醒、达成共识，在人类自救的窗口期，实施紧急刹车，转轨突围。

急救式治理主要包括七方面：第一，如何通过预警事件（事故或灾难等）触发尽快实现共识，叫停研发AGI。第二，及时洞悉事态的严峻性、紧迫性（如AGI已经有自主意识、能自我进化、自我迭代），包括两点：一是探究已存在的AI等尖端科技达到的风险程度、威胁程度及趋势；二是及时洞悉新威胁及趋势，特别是有人、有组织甚至有国家，面对AI等尖端科技的超强功能（如AGI有自主意识、可自主进化、自我迭代）不是考虑如何防控它，而是试图利用它趁火打劫、牟取暴利、攻击对手、统治世界。第三，如何实现预期共赢。第四，如何实现有效的合作与行动，包括战略科学家与有关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的密切配合等。第五，尽快得到相关条件的有力支持。第六，底线思维、做最坏打算，未来思维、站在未来看今天。第七，洞察事件触发产生的有关效应与机会，例如目前美国上下“All in AI”（全押AI），力图用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带来的财富和竞争力挽回颓势、化解美债危机。而一旦AI灾难出现，AI发展骤停，则金融市场暴跌、经济骤衰，将可能引发包括战争在内的多种危机，我们如何应对？急救式治理的目的是紧急完成各种风险治理，化险为夷。

与国际上的预期治理（Anticipatory Governance）不同，笔者提出的急救式治理，不仅强调预期治理中的能力建设，更多的是，如何在紧急的“人类自救的窗口期”完成风险治理，化险为夷。急救式治理的特点有三：一是提前研究、提前预演，进行研究储备、人才储备、组织储备、设备与平台储备，不能等到发生重大事故或灾难时再启动，因为那时已经岌岌可危，留给人们治理风险、转危为安的时间不多了，刹车需要提前量，因此必须事先进行研究和预演，预判各种可能。二是提前对“事件触发促成共识”“多数共识条件下达成共赢预期、实施有效合作与行动”等的理论、方法、案例与对策进行研究，以便在事件触发情况下，快速形成尽可能大范围的共识，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形成预期共赢、实施有效合作，调动、汇聚各种力量，共同完成风险治理、转危为安。三是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技术、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和预演未来学、政策仿真、计算社会科学等新型研究方法，有效进行预演与对策研究及效果评估。

一流战略科学家的甄选：以原创成果为评价尺度

一流战略科学家是战略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即在战略研究领域中的某一研究主题下，做到国际上与众不同、国内最好之一，其标准包括三点：一是在战略研究领域做出原始创新成果；二是评价他/她不用面面俱到，只要评价其一项原始创新成果就足以认定；三是原始创新是开辟新领域、引领新方向的重大创新，是从0到1，且“1”须为新领域、新方向，往往是提出原创学术概念，以其为研究对象构建原创理论体系。

据此，笔者提出特征综合评价法，利用原创成果的诸多特征，实现原始创新的及时认定与完成人（一流学者）的及时甄选。即利用原创成果的结构特征、长期坚持的过程特征、职业学者的行为特征、原创成果的综合特征，形成原创成果四要点，相当于经历了长期的同行评议。以实现原始创新成果的及时认定与一流学者的及时甄选。[14]原创成果四项特征与四要点如下：

一是原创成果的结构特征。原始创新是因突破而开辟新领域、引领新方向的重大创新，具有突破点四要素。二是长期坚持的过程特征。原创成果是长期坚持的结果，不断发表，不断有学界反馈，相当于经历了长期同行评议。三是职业学者的行为特征。这加强了“原创成果”的可信性，职业学者长期坚持研究一个问题，往往是确信研究思路、技术路线走通了，结论成立；长期检索和国内外交流互动，确信成果是独创独有并不断得到好评。四是原创成果的综合特征。原创成果是一流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招牌，即原创成果四要点：标志贡献一句话及突破点四要素（剑尖）；发表同题系列论文论著或专利清单（剑身）；获奖、转载、引用、受邀报告等学界反馈与好评（剑柄）；国际国内同类工作的盘点比较及优势（剑鞘）。

国家强调重视原始创新，但是一些高校重金揽才，却与加强原始创新没有关系：动辄用上亿元、几千万元延揽“高帽”人才，因为有利于高校争取资源、争取大项目，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可以巩固、提升高校及专业的国际排名。高校与“高帽”人才互利互助，各得其所，却与加强原始创新无关。目前重视原始创新，实际上只是重视获大奖的原始创新，这只占问世的原始创新的一小部分，而其他原始创新及完成人则很少受到重视。因此，让一流战略科学家及时胜出，可快速提升我国的智库实力与水平。

多管齐下让一流战略科学家及时胜出

本文主要研究与结论有五点：

强调战略科学家应具有出色的理论思维与卓越的创造力。将战略眼光、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统筹全局等笼统的说法具体落实到战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并把笼统的“出思想”明确为“出概念”，从而强调理论与创造力的关键作用。

探讨科技发展方向的宏观战略问题，是世界科学中心建设的关键。基于战略意义-紧急程度的战略问题象限模型可以将战略问题分为：A+、A、B三类。我国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技发展方向的宏观战略问题即A+类问题。新世界科学中心兴起的基本逻辑是主流科技发展模式转型，历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显示，新科学中心的形成与兴起是挑战-应战的结果，是以往主流科技发展模式遭遇挑战，而成功应对挑战的新发展模式将形成新的世界科学中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科技发展模式与科技知识体系存在根本缺陷，因其不能遏制日益严峻的科技风险而难以为继。我国科技发展应另辟蹊径，有效应对科技风险挑战，创建行稳致远、可持续安全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形成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引领科技的未来发展。

以急救式治理方法应对AI重大风险危机。主流科技发展模式转型还涉及紧迫战略问题。对AI大爆发的紧急应对是战略科学家的职责所在，应双管齐下予以防控：一方面尽力尽快预警风险，加强监督；另一方面底线思维、做最坏打算，未来思维、站在未来看今天。急救式治理方法和预案是在重大事件（事故或灾难）触发人们觉醒之后，利用人类自救的窗口期，快速达成共识，紧急救护，完成AI等科技重大风险的防控，实现转轨突围。

明确一流战略科学家的评价标准，提出甄选方法与方案。盘点战略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成果，让一流战略科学家及时胜出，可快速提升我国的智库实力与水平，推动世界科学中心建设。

启动方案：构建互利机制是人才政策的关键一招。重视战略科学家、重视原始创新，就需要有具体可行的措施，需要快速建立互利机制，需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管齐下，让一流战略科学家（战略思想家）备受重视与礼聘。

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是甄选、用好战略科学家的关键。建议教育部、科技部等发布文件，引导双一流高校、省重点高校上报原始创新成果（即开辟新领域、引领新方向的重大创新），一是已经获得权威大奖的原始创新，如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科学奖以及国际权威大奖；二是已经得到不少学术界好评、符合原创成果四要点的原始创新成果。申报的原始创新应在学校官网上公开，接受检验与监督。强调原始创新成果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首要指标，是甄选学术带头人的核心依据。

自下而上需要智库用户知晓两点。一是一流学者标准与原始创新定义，懂得识别一流学者，他们才能提供一流的知识服务。二是一流学者（杰出学者）与二流学者（优秀学者）差距极大，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方向上、层次上、维度上的差距，一流学者可使用户以弱胜强、转危为安、洞察先机、另辟蹊径、后来居上。

除上述措施外，还可盘点原始创新成果并绘制出新型的前沿知识图谱，显示出前沿突破与引领情况、原始创新与一流学者的分布情况。重视战略科学家应双管齐下构建互利机制，让高校、国立科研机构、智库用户，真正重视、礼聘一流战略科学家。通过对战略科学家的重视和选拔培养，快速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与智库实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科学中心，引领科技未来发展。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谭红军、郭传杰、霍国庆：《战略科学家领导力研究》，《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10期，第441-1448页。

[2]刘益东、高璐：《弘扬科学精神、工匠精神，构建愿景驱动的自组织科研》，《自然辩证法研究》，2023年第5期，第17-23页。

[3]张学文、陈劲：《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战略与实践逻辑》，《科学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769-770页。

[4]Nick Bostrom.Existential Risks,Analyzing Human Extinction Scenarios and Related Hazards,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Vol.9,No.1,2002, pp.8-14.

[5]Nick Bostrom.Existential Risk Prevention as Global Priority.Global Policy, Vol 4, Issue 1 (2013):15-31.

[6][9]刘益东：《科技重大风险与人类安全危机: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及其治理对策》，《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20年第4期，第321-336页。

[7]刘益东：《致毁知识与科技伦理失灵:科技危机及其引发的智业革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5页。

[8]刘益东：《前沿科技领域治理应警惕科技伦理法律陷阱》，《国家治理》，2020年第35期，第23-27页。

[10][13]刘益东：《数字反噬、通能塔诅咒与全押归零的人工智能赌局——智能革命重大风险及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13页。

[11]杨东、徐信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7-10页。

[12]刘益东、顾敏佳：《试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开放教育革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8-25页。

[14]刘益东：《一流人才如何甄选——重在标定原始创新》，《人民政协报》，2023年1月11日，第10版。